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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運動其實尚未終止！
後冷戰時代，西方需要下一個敵人！

「歐洲」這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辭彙，為歐亞大陸左側那片土地扮演政治認同其實是很晚近的發明！

「EUROPE」 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不過在希臘人口中的EUROPE是指野蠻人居住之地；羅馬稱雄的時代，文明與野蠻的劃分是以是否分享羅馬文明為界，因此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是野蠻人。蠻族大遷徙的浪潮逐漸安定下來，基督教因為繼承了古代文明--猶太人的一神論、希臘的哲思雄辯、羅馬的帝國典章而得以馴化了蠻族，因此「基督教」成了這片土地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當東西教會公元1054年的分裂、1517年新教的出現，使得EUROPE歐洲成為團結這片土地的人為建構！

因此「歐洲」的出現不只是地理名詞更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工具，同時也需要外部「敵人」的協助進行內部的團結。歷史上扮演過這個外部敵人角色的有伊斯蘭、鄂圖曼土耳其、沙俄、蘇聯，正因為蘇聯使得大西洋兩岸達成空前的團結！

然而蘇聯解體了，西方(歐洲加上繼承歐洲文明美、加、澳、紐等等)能不再仰賴敵人的存在來掩飾彼此的差異甚至是抹滅彼此的差異嗎？歐洲作為西方的源頭未來只能是美帝的正當化工具、或是聯合國的橡皮圖章、或是馬前卒嗎？還是歐洲在經歷的兩次大戰與冷戰之後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景！

作者在本書的結論，一旦歐洲企圖進行統一，不論是以「宗教」之名、「帝國」或是「文明」，帶給自己與其他人的反倒是災難，歷史實情是歐洲分裂時反而開出進步的火花！

本書特色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這也是適當的時刻讓我們反思史上最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即「歐洲理念」（譯注：idea，從希臘文ideo而來，指一種理想的、永恆的、精神性的普遍典範）。當許多以寬廣的歷史視點討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書籍問世時，其中並沒有一本是以系統性與批判性的角度，去研究歐洲理念與當代政體中政治認同的關係。「歐洲理念」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面向，卻令人驚訝地有待探討。民族的神祕最終也臣服在眾多知識份子的批判下，但要打破作為一致化與普遍性計畫的歐洲迷思，仍未有任何批判見諸文字。

有人視歐洲是一種文化挑戰、一種哲學理想，或是地理概念，也有人側重歐洲的獨特性(韋伯)。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一種文化建構，並論證它不能被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整體，並破除歐洲的神祕性，以便評估在何種範圍內，歐洲理念可以在事實上藉由民族認同，以及「歐洲要塞」計畫這種沙文主義的狹隘規範性範疇，作為不受妨礙的集體認同基礎。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能發展出不是基於族群—文化主義的集體認同，此一問題和那些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整合的事項同等重要。本書旨在討論歐洲理念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之限制與可能性。我所假設的答案是歐洲理念唯有在關注於新的公民身分概念上，才可成為規範性的集體認同基礎。

我的主旨為歐洲作為一種理念，它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足球比賽的譬喻或許有助於概念化這點：球就是歐洲，球員們則是各種認同方案，而球場在本例中，便是地緣政治的實際運作場域。此項類比同時也強調了我的論點，即歐洲理念絕不是完全地被場上任一球員所控制；它佔據著由各種集體認同所競相爭奪的文化—象徵空間。歐洲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顆政治足球。然而更進一步的延伸這譬喻，它並非沒有裁判的存在，因為實在的社會再生產同樣也涉及到規範性範疇；亦即是它可以被連結到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權力的道德範疇。

作者簡介

傑拉德．德朗提博士

為利物浦大學的社會系副教授。當前的研究興趣為現代性與社會理論，民主與社會運動。

譯者簡介

陳子瑜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歐洲研究碩士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士

歐洲與古代人

歐洲理念對古代人而言其實沒什麼意義。在它成為一個地理表達方式的很早之前，歐洲理念更加屬於一種迷思的領域，而非屬於科學或政治（Hay, 1957, p. 5）。就像許多原形民族的（protonational）形象，歐洲曾是女人的名字。就這點而言它有著神話般的力量。希臘神話裡，腓尼基人的公主歐羅巴被假扮成白牛的宙斯所誘拐，前往西方的克里特島而放棄了她的家鄉，即現今的黎巴嫩，不久後她便在那兒嫁給了克里特王。歐洲因此成了東方來的舶來品，但這點並未對希臘人造成困擾，就像他們也沒有對比希臘更過去的西方疆域有強烈的差距感一樣，他們反而是對於希臘歸屬何方，以及與希臘格格不入的東方與南方大陸這點感到困惑。的確，在許多神話裡歐羅巴是亞細亞與利比亞（非洲之名）的同父異母姊妹，然而對於荷馬來說歐羅巴是不死鳥之女（Buehler, 1968）。這便假設了歐洲過去並不是個高度分化的概念。畢竟，歐洲並不是希臘的發現，而是腓尼基，而且甚至可能有著閃族的根源（Sattler, 1971, p. 19）。所謂歐洲是起源於希臘的概念無疑地是個晚近的創造，以及根據玻諾教授著名的論文（1987），它還可以被追溯至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尤其是西元一八一五年至西元一八三〇年間，當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研究被建立為保守派的學科—意圖去捏造一個根基於無法容忍有絲毫東方成份，純古希臘的歐洲文化傳統。

這所顯示的是，歐洲與亞洲作為獨立的區域對於希臘人來說是沒啥意義的，因為對他們而言一切非希臘的事物就只是「未開化的」。希臘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單獨存在的整體，與歐洲及亞洲有所區分。這似乎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他將人種一分為三：希臘人、歐洲人與亞洲人，然而他堅持後兩者都是「野蠻人」。在其《政治學》（The Politics, 1962, pp. 136 and 269）中對於親屬關係本質的思考，他主張野蠻人是比希臘人更具有奴性，而亞洲人又更勝於歐洲人。就像眾所皆知的，傳說中的希臘城邦所賦予的民主就是立基於奴隸制度上。考慮到大部份的奴隸都是亞洲籍，亞里斯多德對亞洲人所表達的輕蔑，以及將其視為野蠻人了，非希臘人跟奴隸無甚差別，這也就不令人意外（Puzzo, 1964, p. 580）。

古代的作家們甚少使用歐洲一詞。根據黑（Hay, 1957, p. 2）在其關於歐洲理念早期史的權威性著作，歐洲一詞可能起初是用於指涉希臘的大陸區域，且只有在後期才把愛琴海諸島也含納進來。希臘思想中的主要對比就是希臘人相對於野蠻人的二元論（Gollwitzer, 1964, p. 20）。對《共和國》（The Republic）裡的柏拉圖而言，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有著明白的區隔，但我們僅有很少的證據顯示說他是重視歐洲的。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其劇作《波斯人》（The Persians）中建構了希臘人與波斯人的相互對立：波斯人是亞洲的而希臘人是文明的。就希臘人看來，亞洲概念是比歐洲更為緊密地與一個明確的地域範圍聯繫在一起，後者對北希臘而言仍是相當模糊的區域。對於希羅多德（Herodotus）來說，西元前五世紀時希臘人與波斯人之間的積怨已等同於實質上的文明衝突。這個積怨有可能為歐亞在其後數個世紀裡的衝突規定了權限範圍。然而，希羅多德自己對於歐洲與亞洲並沒有清楚的區分，只是簡單地將其稱呼為黑海西徐亞（Scythia）的北方荒野。當希臘與波斯作為文化政治術語時，歐洲與亞洲僅僅是地理名詞。但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譯注：古希臘修辭學者，為雅典十大演說家之一）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建構了有著希臘的歐洲認同，以及有著波斯的亞洲認同（Hay, 1957, p. 3）。西元二世紀時，托勒密（Ptolemy）使用薩爾馬提亞（Sarmartia）一詞並以頓河將其區分為亞洲薩爾馬提亞與歐洲薩爾馬提亞（Halecki, 1950, p. 85）。這些都證明了一項長期以來的區別，且持續作為歐洲的地理定義之一。大約在此時，這個較早期的把世界劃分為亞洲與歐洲，或波斯與希臘的二分法讓位於另一個三分法：歐洲、亞洲與非洲。稍早時，非洲被認為或許可以是亞洲的一部份（Fuhrmann, 1981, p. 7）。根據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說法，亞速海（Sea of Azov，譯注：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南部的內海）就是亞洲與歐洲的界線（Toynbee, 1954, pp. 708-29）。希臘人已知的主要邊界則是尼羅河，它把亞洲從非洲中區分開來。這兩座大陸的區分看起來比單一化的歐亞對立來的更具象徵性（Hay, 1957, p. 2）。湯恩比（Toynbee, 1954, p. 711）已論證一種可能性，即歐洲與亞洲起初都是作為航海術語，愛琴海水手們用來區分兩座限制航行的主要陸地。一般而言我們也許可以下個結論，希臘人並不總是把自己視為歐洲人。希臘被視為是文化與文明之域，在其範圍以外的則是野蠻。然而，歐洲與亞洲之對立的意義是少於政治二元論的事實本身及其所建構的民族優越論。

歐洲理念的出現是伴隨著古典希臘文明的衰退。在波斯戰爭後，作為內部衝突，以及為日後馬其頓王國的支配地位鋪路，發生於西元前三三八年雅典和斯巴達間曠日費時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結果，使得希臘諸城邦處於嚴重衰落的狀況。在亞歷山大大帝的統治下，經歷了馬其頓兼併希臘與西元前三三一年大敗波斯等事件，希臘文明的中心移向了小亞細亞。歐洲理念在亞歷山大大帝時代開始承擔起原始政治（proto-political）的形式，它被用於神秘化馬其頓所征服的領土，藉由贈與它們一個確切的地理整體之身份。這或許可能是因為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的希臘文化已不再專屬於希臘人所有。與種族相比，更意指一種語言的希臘，作為一種普世化的野心是再適合不過了。甚至即使希臘文化與語言已傳遍了整個區域，希臘政治霸權也已讓位於一個新的，「東方」和「西方」相同的政治權力。與「野蠻人的」歐洲對立的希臘理念優越性減弱了，而一個廣闊的歐洲概念出現，且基本上試越來越指涉包括了希臘的小亞細亞，但亞洲在此概念中仍是他者的中心。亞洲在亞歷山大東征後實際上被推向了波斯的更東邊（Baldry, 1965, pp. 120-1 and 132）。由亞歷山大所統一的疆域最終在拜占庭統治之下崩潰，並只有在隨後數世紀間才不再被視為是「歐洲」文化的本質，對這點進行觀察是相當有趣的。